走出史学界，这在史家中早有成论，这里发表一篇史家的通信。
修明学兄：
非常高兴收到来函和大作，见文如见人，散文一如你治史的风格，笃实、稳练、有思想，与史学文章不同的是饶有生活情趣。这几年散文热，佳作不少，但也有一股浮泛之风，油盐柴米酱醋茶，像报流水账，既没有情也没有思，更无知识可言，令人乏味。文学要贴近生活也不是不论什么鸡毛蒜皮之类，只要报出来就是文章。这个领地并非文学专有，我辈若有余力也应当进军其中，占有它的一席之地。一方面尝试把历史知识通过文学的形式，向读者传播；一方面也是文史兼长优秀传统的训练和弘扬。遗憾的是当今的史家太不重视文学修养，本来是有声有色的历史，写得枯燥无味，所以甭说读者，我如果不是研究所需，也不愿读那些干瘪的文章。
从改革开放以来，历史小说、历史剧成为热门，虽然这是文学创作，但由于离历史最近，历史学家最有条件捷足先登，但却迟迟无人问津。而从事文学的由于写历史小说，一举成名或引起轰动的文学家进而打入史学界的却不乏其人，老的有姚雪垠，少的有凌力，以写草原著名的张承志还成为元史专家翁独健的研究生。文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《张居正大传》比史学家写的张居正传更有声色，对资料的掌握动用不仅不在历史行家之下，就是其严谨的文风也不比道地的史学作品逊色，相形之下史学家能进入作家行列的几乎绝无仅有，这不该是史学家应有的风格，前辈史家郭沫若又是著名的诗人、作家，翦伯赞的一手散文也令人叫绝，就是范文澜在延安撰写的《中国通史》也能引人入胜，怎么这一传统在我辈，从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中就中断了呢？这真使人大惑不解。
我们这一代人承受了重大的牺牲，从读书时就面临频繁的政治运动，下放、文革、干校，无休无止的斗争和劳动，耗费了最可宝贵的青春，真正静下心来读史书的时间屈指可数。按苏联的教育模式，从历史学划分若干专业，专业内又分设专门化，专门化中再按专题分工，条分细析，知识狭窄，然而这种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最大影响是造成言必称马列的八股文风，思想解放以来也带来了自由体的文风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，但比其文学、哲学界来说，史学界还是比较拘谨。所以我很主张史学家们跨出专业的局限，到文学、哲学、经济学领域去驰骋，最能显身手的是文学。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如果出在史学家之手，有可能比小说家的作品更有持久的生命力，读者从其中不仅享有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情节兴趣，也能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，史学家们应该重视这种读物的需求，争得自己的读者群。
我此生的遗憾是近40岁才开始研究工作，到花甲之年又异想天开，走近散文，岁月不饶人，难以实践我梦想的夙愿，但在有生之年还力图向这方向作一点尝试，成与不成都无所谓，所以想得轻松，活得放松，作为娱情又娱性写了几篇。朋友们笑我是60岁的老妇，16岁的心，倘若果真如此，也是一乐。其实这还是在用电脑之后的产物，这东西很能刺激写作的欲望，有时坐在机旁，就想在屏幕上显现我心中的所思所想，就这样敲敲打打，自说自话，成了这个模样。
奉寄几篇近作，这对我们来说，已不仅是以文会友，也算是以文谈心吧。
刘志琴
